伞,作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品,在夏季尤为重要,它既能遮挡烈日,又能庇护人们免受骤雨侵袭。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伞的形态、材质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都经历了显著的演变,反映了技术与文化的进步。

关于伞的发明者,中国古代流传着多种说法,如鲁班之妻或师娘所创。然而,根据古文字学家李学勤的研究,已知最早的“伞”字出现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日书》甲种中,其字形结构表明“伞”字至迟在秦朝已经出现。伞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它被认为是由笠(一种用竹篾或棕皮编织的帽子)和簦(一种带有手柄的大笠)发展而来。在先秦时期的文献如《国语》和《史记》中,已有关于使用类似伞的用具(如簦)的记载,表明其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用于避雨。

考古发现方面,湖北省襄阳市余岗楚墓出土的一件战国时期伞骨架,高221厘米,伞骨长113厘米,拥有16根伞骨,但其伞面据推测是不可收合的。与现代伞形制相似的早期实物则多为古代的车伞盖,其功能除了遮蔽风雨,更重要的是彰显使用者的身份地位。著名文物专家孙机在其论文中指出,最早的车盖实物发现于北京琉璃河西周车马坑,而春秋时期的车盖已制作得相当精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一号铜车马内也有一把可拆卸的车伞盖。汉朝画像石、东汉画像镜以及山西太原北齐徐显秀墓的壁画中,也描绘了作为身份象征的伞盖。这种象征地位的伞盖在实际使用中逐渐形成一套仪礼制度,并被历代正史所记载,直至明清时期仍有明确规定。

至于伞面的材质,通常认为古代主要使用丝帛或纸,并涂抹桐油以达到防水效果。然而,由于这些有机材料难以长久保存,伞面材质的演变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难以通过出土实物得到清晰的证明。

到了两宋时期,伞已成为寻常百姓都能使用的普及性物品,用途广泛,品种多样。北宋文学家孔平仲的诗句和宋末元初文学家周密的记述,都反映了当时人们在登高、避雨、遮阳等场景中会使用纸伞。在婚礼习俗中,伞也成为一种寓意美满幸福的礼赠。《梦溪笔谈》中记载了宋朝官员利用油纸伞辅助破案的案例,显示了伞在特定情境下的特殊功用。

明清时期,随着棉纺织业的发展,以棉布为伞面的油布伞因其坚固耐用而备受欢迎。至清朝晚期,带有钢骨的现代伞开始传入中国。尽管面临外部冲击,中国传统制伞业仍积极应对,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本土的制伞技艺已日趋精进,国货伞与进口伞的品质已相差无几。广州和上海等地涌现出知名的伞厂。1932年,杭州都锦生丝织厂创始人都在锦生及其团队成功创制了以淡竹为伞骨、丝绸为伞面的西湖绸伞,因其美观且价格适中而广受青睐。

作为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伞也传播至海外,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习俗产生了影响。唐朝时期,日本遣唐使将中国伞带回,并在江户时代广泛流传,至今以唐伞为原型的和伞在日本茶道和舞蹈表演中仍是重要元素。在西方,17世纪的英国作家约翰·伊夫林在其日记中记录了传教士从中国带回的阳伞。18至19世纪,阳伞成为西方女性衣橱中的重要配饰,中国伞在装饰艺术和制作工艺上对西方阳伞产生了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制伞工艺得到重视,杭州西湖绸伞、泸州油纸伞、武汉苏恒泰油纸伞等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或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湖绸伞曾作为国礼赠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2023年,泸州分水油纸伞亮相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大运村。中国伞博物馆于2009年建成开放,致力于研究中国伞的起源、发展演变以及中西方伞的联系,并积极探索西湖绸伞的传承与保护。博物馆通过MR技术等方式,让观众能够深入了解伞的历史、文化,并体验制作过程。

陈娜表示,博物馆肩负着收藏、保管和研究伞的责任,旨在让公众更深入地了解伞的历史、文化、样式及形制。从古代的笠、簦、车盖到近代的纸伞、油布伞,再到现代伞的引进、模仿与创新,中国人在应对自然挑战和外部变化的过程中,展现了独特的智慧与韧性,并以此与自然和谐共处,与世界进行交流互鉴。

当前,中国制伞业蓬勃发展,不仅生产出性能更优、更轻便耐用的日常用伞,还通过联名、私人定制等新模式拓展市场。作为全球主要的现代伞生产国,中国伞的产销活跃,例如浙江上虞崧厦地区已成为重要的生产基地,全球约三分之一的伞出自该地。中国伞业正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和全球布局能力,伞的故事以及中国智慧与中国制造的故事仍在继续。